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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9月8日凌晨，国际奥委会宣布日本东京获得2020年第32届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2016年8月21日，里约奥运会闭幕。在闭幕式最后，播放了作为下届举办地的东京的介绍宣传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一身来自任天堂的“马里奥”形象从屏幕一端穿越地球，突然亮相于现场。比起此前一身传统和服接过奥运会旗的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安倍的卡通造型和“跨时空”出场，显然引发了舆论更大的关注。这不仅因为在历届奥运会的闭幕式中，“从未听说过”下届举办地的国家首脑登台表演，还因有批评指出安倍此举有政治干涉体育的嫌疑，欲借奥运彩妆下的政治表演，暗示其想要执政到2020年的强烈意志。对此东京奥组委做出的解释是，请安倍出演是“为了向全世界的人们传达日本举国致力于2020年奥运会这一强烈讯息”。

　　大舞台和聚光灯总是愿意热火朝天地演绎过去和幻想未来。“举国”办会，全体动员——这种将东京奥运会视为国家级项目和国民性盛会的做法，虽然在事实上有可能是政治家的一厢情愿，与国内民众舆情相背，但这种动员机制在日本的近现代史上颇有渊源，例如1964年的“亚洲首次”东京奥运会和1970年的“亚洲首次”大阪世博会（世博会被视为“人类智慧”的奥运会）。不过准确来讲，无论是东京奥运会、新干线、高速公路网亦或是大阪世博会，这些全国性大项目的全面开花，虽然是在日本二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六、七年代，但其项目的构想本身，其实都诞生于日本“总体战体制”下的1930年代。若不是因中日战争的局势影响和日本军备扩张的需要而导致诸项目“中止”或“延期”，那么原定于1940年同时举办的世博会和奥运会就会作为日本“纪元2600年”庆典的重头戏（以传说中日本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的即位之年——公元前660年为纪元元年）而载入史册，获得更多层的时代意味。可惜，历史没有假如。

　　支撑起这种大众意识的，首先是在池田勇人政权下（池田执政期1960~1964）提出的国家核心政策——“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池田勇人巧妙地抓住了六十年代因“安保斗争的后遗症”而渐露疲态的国内大众的政治意识，将政治上意兴阑珊的人们拉进“收入倍增”的经济梦想中，通过语言修辞法转移了时代的政治情绪，从而大大激发起人们对“富裕”和“夺金梦”的渴望。宫泽喜一曾说，“池田政权以后，收入倍增中凝聚的大众欲望已经超越了个别政权和政策的层面，开始如浊流一般翻滚奔腾起来了”，纵然这一雄心勃勃的口号的真实情况不过是“在凯恩斯看来理所当然的”日本经济的增长条件（即战后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基建城建的刚需互为经济腾飞的乘数效应），它呼应的仅仅是一种在当时经济结构下前提已经获得保证的必然趋势罢了。

　　1964年曾被称为日本“国际化的元年”，除了因为这一年东京奥运会的承办使日本在世界的注目下“重获了自信”以外，也与日本在同年加入了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事实有关。从结束战后占领期到回归国际社会，这种“自信”的实感是建立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基础之上的，也是通过政策意识的引导并借助电视（1964年日本电视普及率达到93.5%）、报纸等大众传媒的广泛宣传而从日常生活经验层面确立起来的。上述的“收入倍增”计划作为一种语言政治，发挥了良好的“造梦”作用，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在开始享受经济增长成果的日本社会中，收入倍增的国民梦想便开始转化为以企业为中心的经济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即从“语言政治”逐渐变为更具现实性的“意象·文化政治”，催生出七十年代以来的世博会和地方博览会热潮，在以科技企业为中心的地域开发过程中，为人们继续提供发展愿欲的有力证据。在这种开发主义范式的意识形态引导下，人们将战败过程中破碎的民族认同和政治季节里无法寄托的复杂情绪，依托到科技、经济、地域开发等新的象征物上，把讳莫如深历史记忆和意兴阑珊的政治情绪逐渐推到了历史的彼岸。

　　普遍认为，从1945年至1950年代中期，日本确立了战后核能利用的政策。1954年3月中曾根康弘敏锐地把握住了美国艾森豪威尔政权下的核战略政策转换契机，成功地将核电站建造的预算编入国家预算案中，并在1955年制定了核能基本法，两项内容得以并行落实。此后建设起来的众多核电站的运营起始时间，大都集中在六十至七十年代，与经济高速发展期相重合。而且在一号核反应堆建成后，大部分核电站又推进了二号、三号的建设，核电站的增设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中期。举办东京奥运会的1964年，也是福岛核电站完成土地收购的年份，1971年开始正式运营的核电站有4座，到九十年代中期总数增长至54座，日本成为核电站数量仅次于美、法的世界第三核电国。

　　如今，关于安全科技和富裕生活的幻想意象已然破绽百出，核能的阳光抚慰着人们，却没有让他们变得更加健康。2020年，奥运会又将回到东京，这是一次被视为“梦想之力”的同城奥运，也被寄予为“311大震灾”之后的日本再次“从废墟上站起来”的契机，机器人村、无人驾驶出租车、人工流星雨、超速列车等高科技已被提议展出，东京奥组委还提出了在福岛举行棒垒球赛事的计划，正在推进灾区办赛事的工作。在东京奥运上将使用福岛生产的氢气能源一事最近也被海内外媒体热议，但是当我们转到国际媒体定格的镜头之外，对于核电站的再次启动和福岛受灾地被害状况的关注，对于灾难与自身关系的思考，对于以开发主义为中心的消费文化生活的反省，却有可能随着奥运热的繁华升温而淡出旁观者的关注视野。

　　安倍内阁将“第四次产业革命”作为自己政权下经济增长战略的支柱政策，致力于推进现有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深度转型，实现日本经济的“复兴”。科技高新，AI前卫，不断涌来的又一次“工业革命”浪潮重塑再造着日常生活的几多便利，同时间夹着危险、牺牲与吊诡。当翻涌之潮退去，我们是否还来得及全身而退，是否还有余力收拾好所有内在于自身的残局？从自身的日常经验中发现精致幻想的破绽是不容易的，正如我们往往将灾难局限于灾难本身，而很难从他者的经验中看到人类生存模式本身所面临的危机，很难注视到自己的境况并非外在于教训本身的真切事实一样。然而，在相互缠绕的历史与现实中，我们唯有通过不断走进他者与自我的互通之处，耐心重寻内生与外物的通途，进入不断流变的复杂的历史张力关系之中，才有可能打开一个连接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和自我更生的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