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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红兵建议，在制定及完善司法人员及律师的职业规范中，律师及司法人员应互动参与，为两者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建设提供规则基础，并使这种互动更加规范与持续；司法机关在制定司法规则时，应制度性地安排律师全过程全方位参与。同样，律师行业规则制定时也需要司法人员从宏观层面、中间立场、判例角度参与；司法文书应充分引述并回应律师意见，在公开裁判文书同时实现律师文书公开；司法机关与律师行业的培训工作都应邀请各自对方交叉参与任教，在职业教育与业务培训方面加强互动；司法机关与律师队伍应互动提示警示，建立并完善互评制度；司法机关与律师队伍应建立更为有效的职业互任机制，持续并强化推进从符合条件的优秀律师中选拔法官、检察官机制建设；司法机关应落细落实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现有规定等。
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基层，薄弱环节在乡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健全现代社会治理格局的固本之策。在这件提案中，吕红兵认为，在乡村振兴中，提升乡村干部及广大农民的法律意识，是关键、是重头。而在现实中，有的地方重产业、重项目、重“口袋”（收入）、重经济的情况比较突出，轻法律、轻制度、轻“头脑”、轻治理的状态普遍存在，这也形成了脱贫攻坚以及乡村振兴工作中的弱项与短板。如何改变弱项、补齐短板？除了推进律师担任乡村法律顾问工作，塑造一个“主力”外，他还建议，进一步提高“法治为本”的认识，把握一条“主线”——提高对农村加治供给特别是法律服务供给的认识，以满足农民法治需求尤其是法律服务需求，进而形成并完善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的乡村治理格局；加强民法典下乡村工作，突出一个“主题”——在政府统筹组织下，由“两代表”“一委员”中的法律工作者、政法院校法学教师、执业律师“三路大军”送“典”下乡，对乡村干部及广大农民进行民法典的全面普及和教育；开设乡村法治课堂，打造一个“载体”——在全国的乡镇及村委会开设“乡村振兴法治大课堂”，形成据点网络化，实现课程体系化，以有形的线下为主，附之于无形的线上方式，以案说法，并加大人民法院下乡开庭力度，将庭审开进乡村法治课堂，在开庭中进行法治宣传；评估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中乡村法治建设落实情况，形成一个“推手”——中央、国务院曾专门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该规划中以专节明确了“推进乡村法治建设”的内容。今年是规划实施的关键一年，应评估规划实施三年来的落实情况，推进规划收官之年的落细与完成，以此作为推手和抓手，进一步加强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