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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历史考证上来说，不丹地区原先是印度迦摩缕波王国（Kamarupa）的领地，生活着土著库奇人。650年，由于迦摩缕波王国政治动荡，吐蕃王国的迁入不丹东部地区，并且逐步驱逐、融合本地库奇人，有证据表明现在不丹境内的北部地区，那时似乎已被纳入松赞干布（公元627-49年在位）不断扩张的帝国的外部范围。根据后世的藏族史书记载，当松赞干布建造大昭寺以供奉其尼泊尔王妃布里库提带来的佛像时，工程受到了一个反对佛教传入西藏的魔女的阻挠。为了制服这个魔女并安抚国家，据说国王在藏中地区和帝国的边境地区建造了十二座寺庙，以她的身体和四肢，因为按照传说‘西藏的地面就像一个仰面摔倒的女妖的身体’。除了西藏本土的四座寺庙外，还建造了四座寺庙来边境，以及四座额外的寺庙来偏远极端地区或可能超出影响边境的疆域，这些地点被认为是魔女的胳膊、腿、膝盖和肘部。根据一个版本的传说，最后四座寺庙中的两座位于不丹，分别是西部的帕罗奇居寺和中东部不丹的布姆唐强巴寺。建造这些寺庙后，他得以毫无阻碍地完成大昭寺的建造。据说这发生在文成公主抵达藏族宫廷之后，但在大昭寺建成之前，因此可以初步推测不丹寺庙的建造时间约为公元640-642年。

　　在不丹，早期国王和佛教传播的故事与8世纪莲花生大士从印度到来的故事融合在一起。虽然目前的学术界普遍接受莲花生大士的历史性，但关于他所谓的经历、传教日期以及他在西藏居住的时长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他与不丹的联系更加模糊，因为它只是西藏传奇故事的主要脉络的边缘部分。所有主要资料都同意的基本故事是，当赤松德赞国王希望将佛教引入西藏时，他从当时印度请来了印度班智达寂护。然而，在他到达后出现的一些邪恶预兆使班智达确信西藏尚未准备好传播纯粹的大乘佛教，于是他向藏王建议也邀请印度密宗魔法师圣人莲花生大士。于是，莲花生大士经尼泊尔，从半传说的乌仗那（斯瓦特）来到了藏族宫廷。在他的旅途中，他用他的圣神力量制服了反对佛教传入的恶魔和当地的精灵，并让他们发誓从此以后作为佛教信仰和机构的保护者。同样，在不丹的传说里，莲花生大士在经过不丹时游历了各地，根据《莲花生遗教》中的简短记载，他曾在蒙卡纳仁森格宗松冥想三个月，在帕罗虎穴冥想四个月，在蒙贡扎普冥想三个月，并且他与他的双修者一起抵抗了印度地区国王森达的进攻，给当时的不丹带来了和平，而这些地方也成为如今不丹的圣地。同时，莲花大士也带来了藏地会面临蒙古、汉族的进攻而导致灭顶之灾的预言，因此莲花生大士和他的亲密弟子，不仅藏匿了佛教的圣典以确保安全，而且还藏匿或封印了精神上神圣的秘密山谷“贝域”，这些山谷大多位于吐蕃南部边缘的深山中。在预言的未来时期，当蒙古和汉族军队将佛教文化的状态减少到接近灭绝时，预定的“取藏师”将会出现，他们将带着他们的追随者逃往这些隐藏之地，解封它们和其中隐藏的圣典，并在野蛮士兵的触及范围之外维持佛教的教义和实践，而这个“隐蔽之地”一般也认为是在不丹和锡金的山谷里。千年预言传统对藏族和不丹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12世纪以后，许多在不丹建立传教点的藏族重要僧侣和瑜伽士，都明确地相信他们在故乡目睹的战争和教派冲突标志着逃往隐藏之地的预言时刻的到来，因此，不丹也相信自己会是最后的佛之国。而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来说，不丹的传说也与历史进程相互暗合。在7至8世纪，吐蕃的势力逐渐渗透进不丹地区，并且驱逐了当地的印度土著部落，移民的藏族部落就此扎根，并接纳了佛教。莲花生大士的传说，恰恰印证了这一时期不丹佛教密宗化的趋势。随着吐蕃帝国的衰落，不丹地区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佛教的传播和地方势力的兴起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这将在下一章中进行详细阐述。

　　在十三世纪前后，班禅将所谓“红教”的一个分支—竹巴葛举派引进不丹。“噶举”是藏传佛教的一个重要教派，字面意思是“口传传承”，强调上师的口头传授和实修。而“竹”在藏语中意为“雷龙”，而“巴”在藏语中是后缀，表示“……者”、“……人”，因此“竹巴”可以理解为“雷龙的追随者”。竹巴噶举派的创始人是第一世嘉旺竹巴·益西多吉（1161-1211），在1193年在西藏江孜热龙建立了热龙寺，成为该教派的根基。这个教派的名称起源可以追溯至下述很有名的说法:当益西多吉经过此地时，他在天空中看到了龙腾空，并且听到龙吟（雷霆）三声，因此建立了热龙寺。之后，弟子帕卓·杜松桑杰的弟子帕乔·哲波（1184-1251）将“竹巴”带进了不丹。按不丹的传说，早期莲花生大师在此以前就曾预言，益西多吉的一位弟子会来到“龙的谷地”，并在那里修建一座寺院。

　　线年西藏的夏仲·阿旺朗杰。阿旺朗杰出生于1594年深秋，地点在附近的巴日竹巴教派的寺院所在地——竹地的嘉族宫殿。他是第四世竹钦活佛两个转世之一。他的母亲索南贝吉布克，也被尊称为雍南色玛，是当时地区最显赫的土地贵族家庭的首领——吉雪巴德巴的女儿。他的父亲丹贝尼玛（1567-1619）是饶隆嘉族的直系男性后裔，并在1596年他的父亲米庞曲杰退休后，顺理成章地被任命为饶隆的教阶领袖。但他在西藏并未得到发展，由此他被迫离开拉隆前往不丹，进入不丹后他发展信徒，统一了不丹的部落，并且五次打败北部格鲁派的南下，以及驱逐拉巴噶举派、南宁巴派等派别，自立为竺克“夏仲”仁波切（Shabdrung Rinpochhe Lama），形成真正统一的不丹。

　　夏仲·阿旺朗杰引入了双重管理制度，将与宗教和世俗事务联系起来，成为政教合一，双重管理体系（政教二元制）的国度。他为最高领袖“夏仲”，组织建立由堪布（住持）担任宗教领袖、德布担任行政首脑的双重治理体制。十七世纪初，不丹在竹巴派佛教中央集权统治下统一后，颁布了基于藏王松赞干布颁发的十条宗教戒律和十六条普通法令。同时将不丹划分为若干个区域或省份，每个区域都由一位洛本（地区长官）或宗本（宗堡长官）管理，洛本、宗本是驻扎在宗堡内的官员，他们是中央政府在地方的代表。在宗本管辖的区域之下，还有更基层的行政单位，通常是村落或更小的社区。这些地方可能由当地的头人、村长或指定的官员进行管理。这些官员的职责通常是维护地方秩序、协助征收赋税以及执行上级政府的命令。这些地方官员的任命和权力来源可能因地区而异，有些可能是世袭的，有些则由宗本或中央政府任命。

　　夏仲·阿旺朗杰建立的宗堡不仅成为各省的行政中心，也是大量由政府供养僧侣的驻锡地。这些僧侣在国家行政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无论是僧侣还是世俗官员，均不得拥有私有财产。他们的生活物资主要来源于国家仓库的统一供给，或是在任职期间从分配给他们的土地上获取收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二元的宗教机构逐渐积累了公共财产，包括土地、牲畜（如牛和牦牛），并发展出一套管理行政事务的委员会制度。委员会的等级体系以资历、学识和年龄为基础，并在宗教组织、行政系统以及血缘上存在着一定的阶层划分。位于社会顶层的是少数拥有宗教地位的贵族家庭，他们在宗教和行政事务中掌握着极大的话语权，通常居住在大型宗堡之内。其下是地位显赫但需要纳税的家族，他们拥有共同的氏族血统，主要生活在较小的宗堡。社会底层则是大量的纳税平民家庭。贵族家庭往往役使农奴和仆人进行生产和劳作。

　　1772年，当时的印度总督沃伦·哈斯丁认为英国有必要控制库寄比哈尔，于是很快允诺当时库寄比哈尔地区的卡金德拉纳拉杨为首的派别派出军队。最终，不丹不敌英国的军队，写信给求援，在不丹宗主西藏三世班禅的斡旋下，双方于1774年签署了和平条约，不丹退出该地。英国之后也在1774年、1776年前往不丹、西藏考察商品贸易的道路，并且1785年给予不丹部分原先的领土，已表示友好。但那时尼泊尔的廓尔喀人对周边地区的扩张，包括他们与锡金的冲突以及与西藏的战争，无疑对包括不丹在内的周边国家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当时，英国作为当时南亚地区的主要力量，发生与尼泊尔的战争以及最终签订的《苏高里条约》改变了该地区的政治格局。

　　1826年,英国把阿萨姆邦划入自己的版图之后，希望包括永久吞并不丹占据的杜阿尔地区，因此与不丹所占领的阿萨姆西部肥沃的杜阿尔河谷之中的领土边界发生冲突。英国派出了R·B·佩伯顿上尉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不丹，希望勘定边界，并就英国在阿萨姆的臣民被不丹掳掠的问题进行交涉。不丹方面对英国的意图持怀疑态度，谈判陷入僵局。之后不丹开始发生驱逐英国人事件，英国与不丹的关系陷入绝对的紧张。英国以不丹劫掠为借口，于1841年吞并了杜阿尔地区。为了缓和与不丹的关系，英国提出作为补偿，每年向不丹的德布王支付一万卢比，以保障双方贸易的顺畅。然而，就在此时，1857年印度爆发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大起义，英国政府疲于应对，暂时无暇顾及不丹事务。与此同时，不丹国内由于夏仲去世后围绕转世的争议以及地方势力之间的权力斗争，导致中央政府（德布王）的权威日益衰落，各地诸侯趁机扩张势力，劫掠事件频发。

　　为了重新建立一种英国可以接受的与不丹的关系，并确保英国在阿萨姆地区的统治稳定，1863年，负责孟加拉政府事务的大臣阿什利·伊登被派遣为特使前往不丹。根据英方说法，该代表团在1864年3月抵达普那卡后遭受了种种 अपमान。然而，不丹方面对此予以否认，认为这只是误会。当时，德布王完全受制于强大的东萨总管之下，访问团最终被迫签署了一项协议，该协议恢复了不丹此前所要求的全部领土。然而，访问团返回后，印度政府立即宣布该协议无效，并以此为由对不丹宣战，史称“杜阿尔战争”。战争初期，不丹军队的顽强抵抗一度占据上风，但最终仍承认失败。1865年，不丹被迫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辛楚拉条约》，这标志着英不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不丹在与英国的战争中失利，加速了摇摇欲坠的德布王制的瓦解。国内的权力斗争愈演愈烈，其中以东萨总管和帕罗总管为首的两大势力集团相互倾轧，构成了不丹政治动荡的主要根源。在随后的权力角逐中，吉格梅·朗杰的力量最终胜出，他击败了旺堆颇章宗本，并于1870年登上了德布王的宝座。1873年，吉格梅·朗杰选择退位，并将王位传给了他的弟弟基泽尔巴。基泽尔巴继位后，继续巩固权力，他成功击败了由帕罗总管和普那卡宗本联合组成的军队，这两位战败的总管最终逃往印度寻求庇护。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政治和军事行动，吉格梅·朗杰奠定了现今不丹王朝的政权基础，他本人也被后人尊称为“纳格布德布”，意为“黑德布”。吉格梅·朗杰之子乌颜·旺楚克在十五岁时便崭露头角，被任命为帕罗总管，此后于1881年至1904年间担任了更具权势的东萨总管。1884年，乌颜·旺楚克在昌林塘战役中击败了他的两位主要对手，这场决定性的胜利使他成为当时不丹实际上的统治者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1903年，为阻止俄国对西藏的渗透，英国决定先发武装入侵迫使西藏噶厦谈判，史称为“第二次英国侵藏战争”或“木龙年战争”。在这场冲突之中，英国为了可以稳定安全进入西藏，需要不丹的支持。乌颜·旺楚克也认识到，英国的支持对于巩固他的权力是有益的，同时，也在对外局势上看到清政府的衰落，因此他回绝了当时清政府驻藏大臣的要求，跟荣赫鹏的远征军率前往，充当英国与西藏之间的调停人，并且最终调解，西藏噶厦政府与英国签订《条约》，清政府随后与英国就西藏问题进行了谈判，并于1906年签订了这份条约，确认了英国在西藏的某些权益，但英国也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在这场战争后，虽然未提及不丹的宗主权归属，但从事实上动摇了不丹与西藏宗主的关系，不丹实际上完全成为英国的势力影响范围，不丹成为英国势力边界的缓冲国。乌颜·旺楚克之后也被授予英国爵士称号，跟随印度殖民官员前往迎接威尔士王子，并且后得到高级官员的回访。

　　签订后至1907年，不丹的最高领袖“夏仲”去世，乌颜·旺楚克决心结束因为转世带来的动荡，最终受到英国支持下，被由不丹、住持、议员和俗人组成的议会“选举”为不丹世袭国王，建立旺楚克王朝。延续了3个世纪的政教合一的僧俗政体就此终结。1910年1月，英国同不丹签订《普那卡条约》，规定英国给不丹的津贴将增加一倍，从五万卢比增加到十万卢比，承诺不干涉不丹内政，并且承认不丹是独立国家而非直辖土邦国，虽然不丹的外交必须接受英国的指导。《普那卡条约》这份条约在20世纪初的复杂国际局势下对不丹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它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不丹的内部自主权，并获得了英国的经济支持。虽然外交上受到英国的指导，但也避免了被印度或者其它国家直接吞并或控制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