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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立在印度西北部印度河流域的摩亨殊·达鲁土冈上，在我的周围据说是一个五千年以上的古城的房屋街道；即使在当时，它也已经有一个古老的、很发达的文明了。柴尔德教授写道：“印度河流域的文明表现出一种使人类生活适合于特殊环境的非常完备的安排，只有多年的、充满耐心的努力，才能有这种结果。而这种文明已经长久保持下来了。它是印度的特色，并且构成了近代印度文化的基础。”想到这里，真是令人惊奇：一种文明或文化竟绵延不绝达五六千年以上，而且在意义上并不是静止的、毫无变化的，因为印度一直都是在不断变化进步之中。它与波斯人、埃及人、希腊人、中国人、阿拉伯人、中亚细亚人及地中海各民族皆有亲密的接触。虽然它影响过他们，可也受过他们的影响，然而它的文化基础还是相当坚实，足以垂于永久。这种力量的秘密是什么呢？它是从何而来的呢？
我读过印度历史，而且也读过一部分丰富的印度古代文学，其思想之活跃、文字之通晓、智力之丰富，均给我以强烈的印象。中国、西部亚洲、中亚细亚的大旅行家们在古代就来过印度，留下了他们的游记。我读了他们的著作，就好像和他们结伴在古代的印度旅行了。我想到印度在东亚、在颜可尔（Angkor，现多译为吴哥）、布罗蒲达（Borobudur，现多译为婆罗浮屠）以及许多其他的地方所成就的事业，我漫游过喜马拉雅山，这山和古老的神话传说有着密切的关联，而且大大地影响了我们的思想和文学。对于高山的爱好和对于克什米尔的血族关系尤其会把我吸引到那边去，我在那里所看见的不仅是“现在”的生活，雄伟和美妙，而且还看到“过去”各个时代记忆中的可爱。从这条大山边境发源的几条大河引起我的兴趣，使我想起印度历史上不可胜数的事件来。我们的“印度”或“印度斯坦”这个国名就是从印度河也就是辛头河或信度河的名称得来的 。几千年中有许多种族、部落、商队及军旅渡过这条河流。布拉马普特拉河（即雅鲁藏布江）与历史的主流虽有些隔绝，但在古老的故事中却是活跃的，它在东北群山峡谷之中冲出一条道路，进入印度，然后又在大山和森林蔚茂的平原之间弯弯曲曲地流过。朱木拿河和那些流传着的许许多多的舞蹈、游艺和戏剧的传说有关。殑伽河也就是恒河，更是印度一条首要河流，它抓住人民的心坎，从有史以来就吸引了数不尽的人们来到它的岸边。恒河的故事，从它的发源到海口，从古代到今天，就是印度文明及文化的故事，是多少王朝兴亡的故事，是华美壮观的城市的故事，是印度思想家们这样关心的人类的冒险和心灵的探索的故事，是人生的丰裕和满足以及人生的否定和厌弃、成功和失败、成长与衰朽、生存与死亡的故事。
我的这些旅行参观，再加上我读过的书籍作为背景，使我把过去看得清楚了。在质朴的理智的了解之外再加上一种感情的体会，我心中的印度的图景不知不觉地逐渐有了一种现实的意义，我的先人们的土地对我说来渐渐成为曾经住着有生命的人的土地了，他们欢笑过，哭泣过，恋爱过，痛苦过，他们中间看来是懂得人生和了解人生的人，并且用他们的智慧建立起一种组织，使印度文化稳定，维系了数千年之久。这些过去的千百种生动的景象充满我的内心，当我参观一个与它们有关系的特殊地方的时候，就显现出来了。在靠近贝拿勒斯附近的沙尔那特（“鹿野苑”），我仿佛看见佛陀第一次在说法，他的一些记载下来的话语好像远方的回声似的透过两千五百年的岁月传到我的耳鼓里来了。阿育王石柱上的铭刻好像用它的庄严辞句向我诉说着，它告诉我有一个人虽然是个皇帝，但比任何国王或皇帝更要伟大。亚格伯忘却了他的帝国，坐在法提普尔—西克里与各种信仰的学者们交谈辩论，好奇地追求新知，并且在寻求着人类的那个永恒问题的答案。
就这样，印度历史漫长的全景，它的兴衰成败，在我的面前缓慢地展开了。印度的文化传统经过五千年的侵占及激变的历史，绵延不绝，广布在民众中间，并给予他们强大的影响，我觉得是一种稀有的现象。只有中国有这样的传统及文化生活一脉相传。而这幅过去的全景逐渐消失在不幸的现在中了，过去的印度虽然是伟大而安定的，现在却是一个奴隶国家，是英国的附庸国。而在整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可怕的、毁灭性的战争正猖獗地奴役着、摧残着人类。但是五千年的回顾给我一种新的远景，现在的负担好像减轻了。英国在印度一百八十年的统治，在印度悠久的历史中不过是不愉快的插曲之一而已；印度会返本归源的，而这章历史的最后一页已经在书写中了。世界在今日的恐怖中也将要巍然不坠，并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来。
中国与印度互相接近，并开展了很多接触,这得力于佛教的传播。在阿育王朝以前，是否已经有过这样的接触，不得而知，但是可能已经有过海上贸易，因为丝一向是中国输入的。不过在更早些时期，一定还有过陆路上的接触和民族的移动，因为蒙古人种面貌的特征，在印度东部各边区时常见到，在尼泊尔更为显著，在阿萨密（旧称迦摩缕波）和孟加拉也很明显。按照历史的说法，阿育王的教徒是开路先锋，自从佛教在中国开始传布以来，一千年的悠长岁月中，拜佛求经的香客和学者们络绎不绝地往来于中印之间。他们越过戈壁沙漠，中央亚细亚的平原和高山，翻过喜马拉雅山，这是一段漫长、艰苦、充满危险的旅程。很多印度人和中国人死在途中，据说这些香客的死亡率最高曾达百分之九十。很多人幸而到达了目的地之后，并没回去，而是选定新的土地安居下来了。还有另外一条道路，虽不见得更安全，但是可能稍近些。这条路就是经过印度支那、爪哇、苏门答腊、马来亚和尼可巴群岛的海道，也是经常有人走的。拜佛求经的香客也有由陆路出去而由海道回家的。佛教和印度文化当时已传遍中央亚细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某些区域。无数的庙宇和学术中心罗布于这些广大区域之内，因此往来中印间的旅客们，无论在陆路上，或是在海道上，都可受到招待而得到投宿之所。从中国来的学者们，有时在半路上停留在印度尼西亚境内印度人聚居之所达数月之久，先学梵文，然后再来印度。
在到印度的中国旅客中最著名的是玄奘，他是在七世纪唐朝极盛时代，也正是戒日王统治印度北部的时候来到印度的。玄奘是由陆路横过戈壁沙漠、吐鲁番、库车、塔什干、撒马尔罕、伯勒赫、和阗和叶尔羌（莎车县），越过喜马拉雅山来到印度。他告诉我们途中许多惊险的经过和他所克服的危险，有关中央亚细亚的佛教统治者和寺院以及热诚皈依佛教的突厥人。他游遍印度各地，到处受到款待和崇敬。他对这些地方和人民作了精确的观察，并记载下他所听到的一些令人快乐的和奇幻的故事。他在距离波吒厘子城不远的伟大的那烂陀佛教寺院度过许多年。这个寺院是以有多种学科著名的，它吸引了穷乡僻壤的印度学生来就学。据说多至一万名学生和僧徒曾住在寺中。玄奘在那里得到学位，最后成为这个寺院的副院长。
玄奘所著的《大唐西域记》，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书。玄奘来自一个具有高度文明并历经变迁的国家，它的首都长安是当时艺术和学术的中心，所以他对印度情形的评论和记载是宝贵的。关于当时的教育制度，他说道：“开蒙诱进，先遵十二章。七岁之后，渐授五明大论：一曰声明，释诂训字，诠目流别。二曰巧明，技术机关，阴阳历数。三医方明，禁咒闲邪，药石针艾。四谓因明，考定正邪，研核真伪。五曰内明，究畅五乘因果，妙理其婆罗门学。”他特别为印度人民的好学不倦所感动。初等一类的教育普遍发展，因为和尚和僧徒都是教师。关于印度人民，他说道：“性虽狷急，志甚贞质。于财无苟得，于义有余让……诡谲不行，盟誓为信。政教尚质，风俗犹和。凶悖群小，时亏国宪，谋危君上，事迹彰明，则常幽囹圄，无所刑戮，任其生死，不齿人伦。”他又说：“政教既宽，机务亦简。户不籍书，人无徭课……商贾逐利来往，贸迁津路，关防轻税后过。国家营建，不虚劳役，据其成功，酬之价直。”
伊朗在当时和过去及后来一样，都集中力量于增加生活上的美好和优雅方面，它的影响广泛地传布于亚细亚。玄奘告诉了我们在戈壁沙漠边缘一个奇异的小王国吐鲁番的情况，而这情况我们近年来从考古学家的考证中知道得更多了。在这个国家里，各种文化传入以后，互相融合，结成了一个丰富的混合体，这个混合体从中国、印度、波斯甚至希腊方面吸取灵感。吐鲁番的语言是印欧语系的，是由印度、伊朗来的，在某些地方类似欧洲的凯尔特（Celtic）语言。宗教来自印度，生活方式来自中国，他们所有的许多艺术作品来自伊朗。他们所塑造的精美的佛身和男女神的雕像和壁画上，往往有印度的帷幕和希腊的冠戴首饰。格罗塞说道：“这些女神的神像代表了印度的温柔、希腊的流丽和中国的秀美，而集其大成。”
玄奘的访问印度，受到了中印两国人民极大的尊崇而导致两国君主发生了政治上的接触。曲女城的戒日王和唐朝的皇帝交换了使节。玄奘本人仍和印度保持接触，与印度朋友互相通信，并接受经典写本。有两封原来是用梵文写的有趣的信还在中国保存着。一封信是一个印度佛教学者慧天尊者在公元六五四年写给玄奘的。在问候和报告朋友近况，以及他们的文学作品之外，他说：“今共寄白一双，示不空心。路远莫怪其少，愿领彼。须经论，录名附来，当为抄送。”玄奘在他的复信上说：“又往年使还，承戒贤法师无常。奉问摧割，不能已已……玄奘所将经论，已翻《瑜伽师地论》等大小三十余部……又前渡信渡河失经一驮，今录名如后，有信请为附来。并有片物供养，愿垂纳。路远不得多，莫嫌鲜薄。”
玄奘在中国示寂不久后，另一位著名的求经者来到印度，他名叫义净。他在公元六七一年从中国启程，两年以后才到达耽摩栗底——胡格里河口的印度口岸。他是由海道来的，在室利佛逝、现在苏门答腊的巨港（Palembang）停留了几个月学习梵文。他所以取道海上是有某种意义的，因为那时候中央亚细亚可能有不安情况和政治变动正在发生。许多星罗棋布在中央亚细亚的友善的佛寺，也许已不存在。另一个取道海上的可能缘由是海道较为方便，因为在印度尼西亚侨居的印度人增多了，而且印度和这些国家间的经常贸易及其他接触都有了发展。从他和别人的记载上可以看出，那时在波斯（伊朗）、印度、马来亚、苏门答腊和中国之间已经有了定期的航线。义净是搭波斯船从广东先到苏门答腊的。
佛教在印度的没落几乎使中印两国学者的往来完全间断，虽说中国的香客仍偶然有来印度访问佛教圣地的。从十一世纪发生政治革命以来，成群的佛教徒捆载着大批的经典到尼泊尔，或越过喜马拉雅山到西藏。有大部分古老的印度文学就是这样地或在此以前传到了中国。近年来在那些地方重新发现不少原文，而译本更为常见。很多印度古典文学保存在中文和藏文的译本中，这些书籍不但是关于佛教的，也有关于婆罗门教、天文学、数学、医书等等的。据说中国的松坡图书馆 曾经收藏大约有八千种之多。西藏也充满了这类书籍。中国、印度的学者们经常合作，著名的例子是他们用梵文、藏文、中文三种文字编成的佛学专门词典，那时是在九至十世纪。这本词典叫做《翻译名义集》。
甚至在印度被印度—阿富汗人和被蒙古人侵占的时代，印度偶然和中国仍有外交上的往还。?宾?突格拉格——德里的苏丹（一三二六——一三五一年），曾派了一个著名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为驻中国朝廷的使节。孟加拉那时已经摆脱了德里的宗主权，成为一个独立的苏丹王国。在十四世纪的中叶，中国朝廷派遣了侯显与费信两个使节到孟加拉，这样就导致孟加拉国王厄雅素丁在位时不断地派遣使节去中国。这是在明朝时代。后来由国王赛福丁于一四一四年派遣的一个使臣，带了一些名贵礼物前去，其中还有一只活麒麟 。这个麒麟如何到达印度是一个谜。大概是非洲运来，而又把它转送给明朝皇帝作为一件珍贵稀有的礼物。麒麟在中国的确大受赞美，因为儒教门徒认为麒麟是祥瑞的征兆。无疑地，这只奇兽是麒麟，因为除见于记载者外，中国还将麒麟画在绢本之上。这位画麒麟的宫廷画师还写了长篇文章来赞美这麒麟和它所带来的祥瑞。“朝臣和庶民都聚集来看它，他们看得快乐无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