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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茶、丝、是贸易中的重要商品,电报、轮船尚未出现。在将近两个半月的贸易时间里,外国商人每星期连续工作七天,“他们工作得有条不紊,不声不响,平心静气,埋头苦干,办事迅速而认真”。为了驱除身处异国他乡之孤独感,体育运动逐渐成为天津侨民日常生活中的调剂品,肇始于英国的赛马活动成为侨民最喜爱的集体运动项目。1863年5月,英国商人在海光寺一带的空地举办第一次赛马会。张焘在《津门杂记》中详细描述:“是日也,人声哗然,蹄声隆然,各国之旗飘飘然,各种之乐呜呜然,跑马棚边不啻如火如荼矣,倾城士女,联袂而往观者,或驾香车,或乘宝马,或暖轿停留,或小车独驾,衣香鬓影,尽态极妍,白夹青衫,左顾右盼,听奏从军之乐,畅观出猎之图,较之钱塘看潮,万人空巷,殆有过之而无不及焉。”早期的英商赛马活动参与人数众多,并成为侨民重要的业余生活集会。

　　第二次战争之后,清廷逐渐意识到要维护封建统治,应该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所以兴办了一系列的洋务事业。于军事方面而言,清廷从1862年起兴办军事工业并创立以军事学堂为中心的新式学校,聘用外国教官采用西式操法训练军事骨干,体操作为训练士兵的“西学”开始引入军队。1881年8月9日,北洋水师学堂课程设置德国兵式操,由德国教官汉纳根教习。水师学堂的课程设置皆具运动意涵,“体育课程内容有击剑、刺棍、木棒、拳击、哑铃、算术竞走、三足竞走、跳远、跳高、跳栏、足球、游泳、平台、木马、单杠、双杠等”。天津武备学堂还设置打靶场、大操场。需要指出的是,新式军事学堂彼时虽然引进了体操,但对于它的教育价值认知尚处于浅显阶段。

　　义和团运动为天津武术的发展推广提供了时代注脚。及至1899年秋,义和团团员在天津西郊、南郊一带逐渐增多。靠近运河的天津西部、北部的村庄,陆续传入山东和冀中地区的义和拳,农民开始练习“下大门”“掐诀”“顶仙名”。随着义和团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原本武术基础较弱的东郊大沽口附近也有了义和团的武术活动。“当时分文场、武场,其分别是:文场为刀、枪、剑、戟,武场除这些外还另加有快枪。”1900年2～3月,义和团已经开始进入天津县城,每日有人在南门外练习武术。很快,天津县城内“上至老,下至幼,皆争相学习”。由上观之,在义和团运动推动之下,天津武术的传播逐渐由城外转向城内,从而将武术传播引向深入。然而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颁布了严禁民间习武的法令,武术的官方传播路径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抑制。

　　及至1903年,清政府制定《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各级学堂都必须添设“体操”科目。以高等小学堂课程为例,对于每星期学生体操练习的任务、时限皆做了具体规定,体操课程的具体内容包括普通体操、有益之运动、兵式体操,每星期练习3个小时,占授课总学时的1/12。在此情势之下,天津各级学堂体操课程日臻完善。1904年,天津民立中学堂的课程设置中,将体操作为与修身、读经、中国文字、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并列的科目。府署西萧曹祠内民立第二半日学堂,在招考学生的启事中将体操作为科目之一。普通学堂之外,相关的专业学堂亦增设体操课程。1903年,实业家周学熙在天津旧城东南隅创办高等工业学堂,总计设有化学科、机器科、化学制造科、化学专科、机器专科、图绘科等6门专业,除了机器科之外,其余5门都设置体操课程。正是由于体操课程渐次在各类学堂推进,教师与学生对于体操有了一定的体认。因此,作为检验体操教学的方式“合操”自然成为一项重要内容。如1904年9月11日,天津6处官立小学堂、2处民立小学堂之学生总计1000余人,在西头慈惠寺内合操。在检验体操教学成效的同时,天津亦进一步将学校体操教育系统化。

　　中华武士会的创办与宣传,亦为武术进入天津学校教育系统提供了契机。1917年,受中华武士会尚武强国思想之影响,天津劝学所创办武术传习所。招聘的学员主要是现任县内各学校教员,教习的主要是普通的武术套路。中华武士会与天津劝学所对于武术的提倡,亦引起了北洋政府教育部门的关注,其明确规定各类学校皆必须在体育课程中提倡武术教育,武术设置的制度化促使学校将“武术”正式纳入体育教育体系之中。如1919年英租界球场道浙江旅津公学,为了广泛推展武术,“特于校中附设广武学会,征集校外有志之士,共相研究,以期昌明绝学云”。不仅如此,1920年,天津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队武术部,定于每星期五在草厂庵本会,教授职员各种武术。这足以体现出天津各级学校以及组织对于武术教学日益重视的态度。

　　为了能够让中国武术发扬光大,而使全国民众受其实惠,1931年至1935年,青年会连续举办五届国际武术表演大会。其中尤以第五届国际武技表演大会最为著名,表演的项目包括曹金藻的红蟒拳,吴玉昆、鲍有声的对刺剑,张恩贵的形意拳,冯振武、路振林的刀枪对打,意大利兵营的拳斗,日本青年会的柔术,孙祖荫的金钟罩,青年会国术班的八卦拳操,杨桐茂、鲍有声的对打拳,日本青年会的劈剑,克来尼高夫、哥瑞沙的俄国摔跤,国术班的八卦掌操,俄国体育会的双杠,光林皮条社的皮条,华北杠子社的杠子,等等。中西方各种武术项目同场竞技表演,旨在表明中西方体育文化渐次得以深度融合,爱国主义成为改造者与被改造者共同的文化旗帜。正是从这一角度言之,早期推广新式体育的西方社会组织在爱国主义视域下,渐次得以推进中国传统体育的现代转型。

　　随着体育运动的深入开展,人们对于公共体育场的需求日渐增长。1928年,在南京举行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委员黄振华提出《国民体育之振兴及其进行方法案》,建议国家应该从速设置公共体育场。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天津,公共体育场主要集中于英租界附近。“所以一般生活在天津市的人们,往往因为身体上缺乏运动机会,而发生不医之病,诚为大都市之缺憾。”在此情势之下,天津市公共体育场的建设亦逐渐被政府提上议事日程。1930年9月30日,天津市第一座公共体育场在河北蔡家花园辰纬路以东落成。20世纪30年代大型运动会的频繁举行,亦推动了公共体育场的建设。1934年,为了承办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天津决定在北宁公园东修建河北省体育场。河北省体育场由基泰工程公司著名建筑师关颂声设计,可以容纳3万余人。“田径赛场中设国术场、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垒球场,各一;更在场之东部及西北设网球场六、篮球场三、排球场三、足球场一、棒球场一。各区域并设休息、浴室等,凡体育场应有之设备无不具。”

　　公共体育场不仅作为新型的公共空间建筑存在,更为城市民众制订了周详完备的运动计划。以1946年天津市第二体育场组织活动为例:1月举行踢毽子比赛;2月举行第三届竞走;3月举行第四届篮球锦标赛;4月举行儿童节游艺会、放风筝比赛;5月举办第五届公开运动会;6月举行第三届个人乒乓球锦标赛;7月举行第四届公开网球单双打锦标赛;8月举行第三届公开网球赛;9月邀请外埠网球队来天津比赛;10月举行体育宣传周、民族运动会;11月举行第四届自行车竞赛;12月举行第四届足球锦标赛。可见,第二体育场安排的比赛项目既包括放风筝、踢毽子等传统体育项目,也包括篮球、乒乓球等西方体育项目,满足了不同民众对于体育运动的需求。有时体育场也会根据市民兴趣爱好,举办全市的单项体育锦标赛。1947年2月,第二体育场为谋提倡市民足球运动,特举办星期日足球赛。“参加者为津联、三友、新华、北宁、锦友、中联、联华、中一、中七、东联、学生军、北风、国光等十三队。”到场观众数千人,足见市动兴趣之浓厚。

　　20世纪30年代大型运动会期间,商家往往以此为契机进行产品宣传。1934年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举办,天津正兴德茶庄迅疾推出广告。首先,将茶与国庆、国难相结合。“纪念国庆。勿忘国难!吾人警惕自新!”由此赋予了茶本身宏大的政治寓意。其次,着力强调产品的历史与品质。“本庄从事国茶,已二百年,孜孜力图,实施服务,其出品之美备,生产之增加,素为各界所赞助。”“国茶”,可以唤起消费者心理上的民族认同。最后,根据具体情况,特设“运动茶”。其品目颇富运动韵味,如按照价目的高低,分别命名为冠军牌、锦标牌、凯旋牌、胜利牌、云星牌、铁军牌。在运动会行将结束之际,天津元兴茶庄则是紧紧抓住运动员思乡心切的心理,继续对产品加以推销。“各省运动员注意:华北运动会行将闭幕,诸君预整行装,歌奏凯旋之时,元兴茶庄出品各种名茶,名驰遐迩,到处欢迎。”

　　受此启发,天津各大影院相继推出以女子健美为题材的影片。1934年在天津河北影院公映的《健美运动》,阐释了女子健康之种种观念。由于公映当天观众爆满,胡蝶电影院多次重新放映《健美运动》,从而使城市民众通过影片初步意识到女子健美的重要意涵。1936年平安电影院亦推出了《中国健美女性》,在海报中紧紧扣住“健美”加以宣传:“美丽的画面,展览充分的性感,表现妇女最美的部分,使你饱览妇女最秘密的部分,完全的公开,如入众香之国,使你灵魂陶醉,如入山上,使你目不暇接。可作运动片看,可作卫生片看,可作生理片看。”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家李乐天依据相关健美影片,最终写成《健美的女性》畅销书,受到天津民众之喜爱。总之,“健康健美”是近代体育赋予天津新形象的核心意涵。

　　第二,主动融入世界大赛,彰显天津的国际影响力。在世界大赛的舞台上,天津作为中国北方体育文化的代表从未缺席。1936年,第十一届奥运会在柏林举行,除了派出正式体育代表团之外,中国还组建了国术表演队。其中来自天津的郝铭担任队长,领队王正廷曾经在天津求学继而领导全国体育工作,三位女选手中代表天津的傅淑云师从天津著名武术家张占魁。1936年7月24日至8月31日,国术队先后在汉堡、柏林、法兰克福等城市表演太极操、拳术器械等,受到在场中外人士赞誉。“……国术队在此间慕尼黑体育协会大会场中表演,极受欢迎,尤以傅淑云女士之太极拳为最。”不仅如此,傅淑云还熟稔剑术,“一口达摩剑舞得出神入化,如银龙缠身,劈、刺、挑、剁急如闪电,使中国传统剑术惊撼了柏林兴登堡体育场的观众”。“德国国家摄影团,特意为傅淑云的表演摄制纪录片。”

　　总体来讲,以赛马、体操为代表的西方体育是近代天津体育的重要内容,西方体育的传播自租界开始,并最终通过学校体操教育的规训而完成。以武术为代表的传统体育亦在现代化转型中寻求时代的突破,辛亥革命之后,“爱国尚武”口号的提出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武术的再度关注。最终在20世纪20年代初,武术与体操作为中西方最具代表性的体育项目先后进入学校体育教育系统,标志着近代天津体育新的形塑。随后,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高涨的爱国主义浪潮之下,近代天津体育经历了本土化转型,突出表现在西方文化机构致力于中国传统体育的社会化推广。正如学者王笛所言,“传统与现代都是相对的,没有截然分离的界标,也不像革命那样有一个明确的转折点。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过程中,社会犹如一个游标,愈来愈远离传统的极点而愈来愈趋近现代的极点”。与此同时,体育与城市公共空间、城市经济、城市形象方面皆产生了诸多交集面相,成为驱动天津城市文化发展新的引擎。特别是在这一过程之中,形塑了诸多富有天津特色的城市名片,譬如“中国奥运第一人”南开校长张伯苓、1924年巴黎奥运会冠军李爱锐、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南开五虎”篮球队等,从这个角度讲,体育成为多维度检视近代天津城市发展变迁的重要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