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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场被称为“人物互选”的活动在1917年6月的长沙展开，主办者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时间往前推一点，湖南一师自校长孔昭绶执掌以来，在校章里写下了“采最新民本主义规定教育方针”，把人格教育、国民教育和实用教育捆绑在一起，作为培养人才的硬标准。
学校的办法是在德、智、体三个方向上同时发力，每一方面都列出了详细的考察项目：德育部分包含敦品、自治、好学、克俭、俭朴、服务等六项；智育包括文学、科学、美感、职业、才具、言语等六项；体育包括胆识、卫生、体操、国技、竞技等五项。
每人手里攥着三张票，每票限选一个人，人选可以在全校范围内任意挑，不受班级限制。
投票结束后统计的结果，或许已经超出了不少人的预料——全校400多人投票，最终只有34人当选。
在德、智、体三个方向上一口气拿下了六个项目的票数：敦品11票、自治5票、文学9票、言语12票、才具6票、胆识6票，加起来是49票，全校最高。
再看看其他人的情况，德、智、体三个方面都有项目得票的，全校只有一个人。
敦品的标准是“敦廉耻，尚气节，慎交游，屏外诱”；自治是“守秩序，重礼节，慎言笑”；文学是“长于国文词章”；言语是“长于演讲，论辩应对”；才具是“应变有方，办事精细”；胆识是“冒险进取，警备非常”。
50多岁的杨昌济——的修身学老师，也是日后成为岳父的那个人——对、蔡和森寄予厚望，向当时的湘籍名士章士钊说了一句话：“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辛亥革命的枪声并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日本人逼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各路军阀的割据愈演愈烈。
这笔钱中的一部分，被用来支持新民学会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剩下的部分被带回了湖南，投入到革命工作中。
入学考试的那篇作文答卷，校长看完后连连赞叹：“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做得出来。”
1914年2月，第四师范与第一师范合并，被编入本科第八班，开始了他在一师长达五年半的学习生活。
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冷水浴之后直接进自修室读书，课程间隙不是泡在阅报室就是扎在图书馆，同学们都睡觉了以后，他还常常跑到饮茶室或者走廊里继续看书——因为那些地方的灯整夜不关。
1915年9月，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写了一则征友启事发出去：“但有能耐艰苦劳顿，不惜己身而为国家者，修远求索，上下而欲觅同道者，皆吾之所求也。”
和周围的几位好友还约法三章，立下了“三不谈”的规矩——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间的问题，不谈家庭琐事，只谈“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一个年轻人在20岁出头的时候能够主动把外界的干扰隔离开，把精力集中在更重要的事情上，这并不容易做到。
他非常推崇徐特立老师“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始终坚持做笔记、写心得。
就1913年10月到12月这短短两个月里，听课时记下的笔记就超过了一万字，内容涵盖了哲学、史地、古诗文、教理等多个方面，尤其注重记录名人的治学经验和有关伦理道德的言行。
事实上，在1913年到1918年这五年半的时间里，徐特立一直在湖南一师任教，他渊博的知识、进步的思想、高尚的品德，对的学业和思想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帮助和影响。
早在1911年他就提出了“用教育来改革人心”的主张，1912年他创办长沙师范学校，在没房子没钱的情况下白手起家。
对徐特立的评价非常直白：徐先生办长沙师范，不顾利害，不怕牺牲，牺牲自己的一切，干别人不敢干的事情。
但在深入了解了一年多之后，袁仲谦读到那本密密麻麻、字体工整的《讲堂录》，感叹一个韶山伢子竟然有如此深厚的文学功底和远大的理想抱负，于是约到李氏芋园好好谈了一次。
袁先生教“四多”——多读、多写、多想、多问，嘱咐他钻研《韩昌黎全集》，要求他多用古文文体写作。
后来回忆说：“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
方维夏当时是学校的农业、博物教员兼学监主任，他对品学兼优、具有雄才大志的特别欣赏与器重，也非常尊敬他。
方维夏常常教导他和蔡和森、萧子升等优秀学生：读书要面向社会，不但要啃死的书本，还要读活的书本；不但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杨昌济认为修身的前提是立志，目的在实践，他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人。
在杨昌济看来，修身不是为了仕途，而是为了服务社会，这与传统儒家谈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截然不同。
向来不是个盲从的学生，但每逢杨先生讲课，他总是专心致志，详细做笔记，生怕漏掉一言半语。
一路上，他们通过给学校、店铺、庙宇和居民写对联、作诗文、提供其他服务来解决食宿和路费，广泛接触了农民、船工、商贩、地方士绅等各个社会阶层。
把这次经历视为“读无字之书”，他在《讲堂录》中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
方维夏在的这次游学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17年下学期，方维夏担任一师学友会代理会长，他推荐还是学生的接任了自己原先兼任的总务一职，还接受了的意见，让各部部长由高年级学生担任，教员只从旁辅导。
后来之所以能够组织起那么多社会活动，跟方维夏在背后给他铺路有着直接的关系。
那年遇到兵灾，他果敢地组织学生志愿军保卫学校，靠着几杆枪就机智地震服了一支三千多人的溃军。
就在同一年，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人在北京成立华法教育会，组织国内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吸引了一大批致力于救国图强的进步青年。
杨昌济此前已经在北大哲学系任教，赴法勤工俭学的消息就是他传回家乡的，他让一师的学生们积极准备赴法留学。
蔡和森到北京后各方联络，拜访了李石曾、蔡元培等人，两次写信催迅速北上。
1918年8月19日，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罗章龙等24位潇湘学子来到了北京。
杨昌济对毛、蔡二人非常欣赏，经常在家里热情招待他们，这次师生重逢，聊得很尽兴。
和蔡和森、萧子升、罗章龙、罗学瓒等8个人，在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所东夹道7号租下了3间民房，“隆然高炕，大被同眠”。
18年后，在陕北保安接受斯诺采访时回忆起那段日子：“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理由或许有经济上的考虑，或许跟他一向推崇自学有关，也可能跟北洋政府教育部的规定——中等师范毕业生需要服务几年才能报考大学——有关。
杨昌济出面介绍，认识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被安排在图书馆新闻报纸阅览室担任助理员，每月8块大洋。
罗学瓒在家信中写道：“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学生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他的才智学业，均为同学所佩服。”
1919年到1920年间，全国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共有1700多人，湖南就有430多人，人数位居全国前列。
49票这个数字看起来不大，但放在当时的条件下，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票数本身。
它的特殊性在于——这不是考官出题、学生答题的传统考试，而是把“群众鉴定”摆上了台面，让学生自己来评价自己身边的人。
在一师学习期间，把重点放在了修身、哲学、国文、历史和地理等几门课程上。
周世钊在《我们的师表》中回忆，在一本不很厚的《伦理学原理》上写了一万三千多字的评语。
在给萧子升的信里表达过自己的困惑：单靠学堂一天上几节课是不行的，必须多结交好友，才能让学问广博起来。
方维夏、徐特立、杨昌济、袁仲谦……这些老师的作用，不仅仅是传授知识那么简单。
方维夏教要把书本知识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徐特立用“镥锅精神”教会什么叫“不顾利害、不怕牺牲”，杨昌济告诉修身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服务社会，袁仲谦逼着把文风从梁启超式的新派笔法扭转为韩愈式的古文文体。
信件的原话有好几个版本流传下来，但核心意思是一致的——“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在岳麓山下蔡和森家中成立，到会的13人中包括、蔡和森、何叔衡、萧子升等人，没有到会的还有李、周世钊等8人。
学会的初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造人心风俗”，后来进一步确定为“改造中国与世界”。
新民学会成立仅仅四个月后，蔡和森就在北京写给陈绍休、萧子璋、萧子升、的信中说：“前将启程时，与家母商议，谓三年之内，必使吾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
一个成立刚几个月的学生团体，领袖人物就敢公开说出要让这个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
除、蔡和森之外，何叔衡、罗章龙、李、谢觉哉、向警予、杨开慧、蔡畅、夏曦、萧三、郭亮等一批骨干力量都出自新民学会。
1920年下半年，学会的许多会员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小组。
1923年三大上，陈独秀对湖南的党组织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湖南的党组织工作做得最好。
1920年9月，蔡和森在法国给写了一封长信，纸张不够，他在结尾处匆匆写下一句话：“第二次资本家的大战战场必在中国，我们还不应准备么？”
本人也在1917年预言过：中日之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欲完自身以保子孙，只有磨砺以待日本。
1950年，跟老同学周世钊回忆说：“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
从一师毕业后，、蔡和森、何叔衡、罗学瓒、张昆弟、萧三等人先后走上了各自的道路。
他们之间的纽带，不仅仅是同窗之谊，更是五年半共同求学的经历所积累起来的信任和默契。
但真正值得留意的，或许不是这句话本身有多精准，而是杨昌济做出这个判断时的依据是什么。
他没有看到后来发生的任何历史事件——领导秋收起义的时候，杨昌济已经去世七年多；蔡和森在广东英勇就义的时候，杨昌济已经去世十一年。
这封信的分量不在于它被历史证明是对的，而在于杨昌济的眼光确实穿透了时间的迷雾。
在德、智、体六个项目上全部得票，从“敦廉耻，尚气节”到“冒险进取，警备非常”，每一项都有事实依据支撑。
这种来自同窗和师长的“群众鉴定”，或许比任何一场考试都更能说明一个人的综合能力。
学生们选出来的不是某个方面的专才，而是一个能够在多个维度上都做出成绩的人。
后来组织和领导的能力，在这份选票中其实已经露出端倪。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