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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媒体评论指出，部分原因在于残奥会过于复杂繁多的项目明细，使它变得“不好看”。例如，此次巴黎奥运会设有32个大项、329个小项，而残奥会的22个大项细分至549个小项。单以公路自行车比赛为例，残奥会首先根据运动员的“残疾类型”分成4种不同的自行车，包括标准自行车（上、下肢活动受限）、手动自行车（脊髓损伤或一肢或双肢截肢）、三轮车（脑瘫或偏瘫）、双人自行车（盲人或视力障碍），每一类又根据运动员“残疾程度”标定2—5个等级。如此浩繁的金牌项不仅让观众面对着更高的观赛门槛，也稀释了每一枚金牌的稀缺性。但“分级”作为一项医疗上的规范标准，被认为旨在考量残疾对运动员体育表现的影响，进而确保公平竞争——“为公平而做出的观感上的牺牲”似乎成了“残奥会不好看”问题的最终解。
事实上，残奥会的缘起本就并非出于竞技目的。“二战”结束后，欧洲出现了大量伤残。1948年，在英格兰的一家脊柱损伤疗养中心斯托克·曼德维尔医院，医生路德维希·古特曼（Ludwig Guttmann）参照同期举办的伦敦奥运会，为全院脊髓损伤者开展了首届“斯托克·曼德维尔运动会”，旨在通过体育运动提升患者身体素质。这场医院范围内的运动会被认为是日后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雏形，残奥会的英文名称Paralympic便是由Paraplegia（因脊髓损伤等导致下半身不遂者）加Olympic（奥林匹克）组成。中文世界仅有中国台湾地区将Paralympic以音译译作“帕拉林匹克运动会”，其他地区皆称“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台湾地区原称其为“残障奥运”，后在身心障碍者与社会各界的呼吁下，于2004年改称作“帕拉林匹克运动会”。
究其根源，运动与身体已经深深嵌入现代大规模理性化进程，与往昔形成鲜明对比。在中世纪欧洲，球赛遍布乡间田野，全村人都参与其中，竞跑、舞蹈和狂欢也随处可见。彼时的运动会更像追逐天性多样性的游戏，参与而非绩效展演维系着游戏的共同体。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曾用“游戏的人”（homo ludens）来界定人，把体育活动解读为人类本质的展现。但在今天，大到国际赛事、小到日常健身的运动，日渐受制于功效或成就的要求，曾经表达文化创造性的体育活动更加趋近于一项工作。理性化的最后一站，是使身体臣属于计量标准的意志——不仅是残缺的身体遭到界定、排除并倾尽其可用性，如不加审视，所有人都将被置于单向度、标准化的系统中监控、趋同、磨损。
